导读：年的最后一天，21世纪经济报道重磅推出“年终特刊——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机会在哪？我们能从大咖访谈，区域最新发展态势中窥知一二。

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者丨夏旭田、何中夫、周潇枭

编辑丨李博、黎雨桐

年虽然出现了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依然平稳运行并通过各项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球民粹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志，将会为中国经济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也是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成立3周年、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19周年。年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时，以“与加入WTO的中国一起成长”作为宗旨，现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迎来了19周岁，进入青壮年，更加紧密地追随中国经济变革的步伐，“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正在成为本报的新理念。

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将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将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融入到报道内容与选题策划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为此，我们推出“年终特刊——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机会在哪？特地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对话丨刘世锦、魏建国、高培勇谈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全球最大经济增长潜能在中国，明年应释放6大结构性潜能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将紧扣这一目标任务，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

如何看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年略低于6%也能实现翻番

《21世纪》：年三季度GDP下降至6.0%，触及年增长目标区间的下限，如何看待经济下行以及年经济增长前景？

刘世锦：从目前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可能有0.5到1个百分点的回落空间。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年一季度后，经济很有可能再次进入下行通道，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年。

不过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年即使经济增长略低于6%，也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

未来中速平台上的中国经济增速可能稳定在5%-6%，或者到5%左右，这比过去低一些，有些人可能不大适应，这是符合中国潜在增长率的。而且要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实并不容易。

剔除价格因素，如果年增长6%，这一年的新增量放到年增速是30%，放到年是11%，这都是很高的增速。

尽管增速在逐步回落，但中国经济每年的新增量仍是全球最大的，提供了全球30%左右的新增量。年，中国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可以说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潜能在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机会也在中国。

《21世纪》：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经济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经济下台阶之后能否在5%左右触底企稳，还是会进一步下行？

刘世锦：中国经济已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近10年逐步回落，这种回落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向中速增长阶段，这一过程也是被国际经验所证明的。

从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目前还没有完全稳下来。所谓的触底是指它不再明显往下走，初步稳住了，但是并不会出现V型、U型反弹，更不可能重返过去的高增长。

《21世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速换挡？如果不是周期性因素，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

刘世锦：根据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年到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在5%-6%之间。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

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工业化到一定阶段后多个领域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这与边际消费收益递减等因素有关。中国出口的峰值在年左右就已出现，中国房地产的最高点在年，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年，与其相对应的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重要工业产品也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发生重要变化。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年开始出现下降，每年下降万人，最近几年更是达到四五百万人。年，中国就业人口也开始下降。

第三，可利用的技术正在减少。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在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并跑和领跑，这从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临界点。比如，资源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

图/新华社

让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如何理解？

刘世锦：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质量及其组合结构，或者简单说就是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速，主要靠结构性潜能的释放。

目前的挑战是，迈过历史需求峰值后，基建、房地产、出口等与高速增长相配套的结构性动能开始乏力，必须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结构性潜能。

这需要破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深化改革开放。一般而言，改革是慢变量，影响中长期增长，但在特殊时期改革也可以影响短期增长，年大概就是这种特殊时期。

在发掘新的结构性潜能上，年应做好六件事情：

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第四，加快前沿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增长；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第六，传统工业转向绿色发展。

《21世纪》：我国一直采取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近年提出发展都市圈，如何推动大都市圈发展？

刘世锦：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今后十年，中国70%以上新的经济增长动能都来自大都市圈。

大都市圈是在核心城市之外的5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这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这方面“卡脖子”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前段时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已经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口子，但宅基地还不能对外流转，而真正的需求却在外部。可以考虑在城乡结合部开展农村宅基地流转试点，把土地这种稀缺的要素解放出来。

有一种顾虑认为，允许宅基地向外流转会动摇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在过去是对的，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已有巨大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转让的收入，可首先用于农民的社保，用社保体系为农民提供更为可靠的社会安全网。

《21世纪》：你多次强调，破除电力、通讯、石油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这是基于哪些考虑？

刘世锦：现在中国还有不少效率“洼地”，主要是存在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基础产业领域。在降成本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一个原因也是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

下一步应该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说，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国有资本参与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而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

这样做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能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图/图虫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

《21世纪》：在实现“两个翻番”目标之后，如何看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

刘世锦：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我建议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即用十年时间推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从4亿增长到8亿至9亿。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一年收入10万到50万元，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是31%，若能实现倍增目标，这一比例将上升至60%以上。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时，社会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没有用上抽水马桶，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这些低收入群体。这部分需求上不来，将会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需求增长。

释放这部分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应该减少人们之间由于社会关系或者体制机制等因素造成的能力差距。

《21世纪》：现在很多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应该如何激发基层大胆闯、大胆试的积极性？

刘世锦：改革要解决好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的关系。顶层设计要解决的一是方向问题，往东还是往西，别走偏了；二是底线问题，明确什么事不要干，什么局面要避免。在此基础上，到底什么办法适合实际状况，还得让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去试，要给出比较大的自主空间。

在此过程中，要调动三个积极性。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这曾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让其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

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还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40年前遇到的问题和今天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仍然会遇到各种未知未解的问题与不确定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重视的改革基本方法论。

魏建国：变对外开放政策红利为制度红利，金融与生产性服务业将是开放重点

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年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

近两年来，中国开放步伐明显加速，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理解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点线面结合推动开放

《21世纪》：近两年来，中国开放的步伐明显加速，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魏建国：从历史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开放是这些成绩的制度基础，如今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现实看，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横行，中国推动新一轮开放向全球宣示了坚持开放不动摇的决心，这也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广泛的外溢效应。

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推动新一轮开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其关键在于进一步释放开放的制度性红利，推动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开放。

《21世纪》：如何理解开放的制度性红利？什么是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开放？

魏建国：制度是相较于政策而言的，政策是一时的、表面的、零碎的，而制度是长远的、根本的、系统性的。

过去数十年的开放很多只是释放了政策红利，容易发生反复，但制度是长远而稳定的。新一轮开放必须在体制、制度上作出顶层设计与系统安排，这需要点、线、面结合，推动全方位、一体化的开放。

在外贸领域，商务部近期在稳外贸与高质量发展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都是“点”。然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系统工程，比如提高出口退税需要财政部的支持，贷款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通关、边检、质量等环节更是需要海关、边检、交运、市场监管等众多部门的协同发力，这是“线”。

而新一轮的全方位开放并不限于外贸条线，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落实外商投资法等一系列条线的支撑，这都需要中央从“面”上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相应制度。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开放？

魏建国：此前，外部压力是打破国内一些改革壁垒与阻力的重要力量，如今开放不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自身需求。

中国入世之后兑现承诺，大幅降低了关税。如今，在履约之外中国进一步推动自主降低关税，正是未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国新一轮开放并非是对外部要求的回应，而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开放是自己提出并主动推动的，有着自身的节奏与安排。

新一轮开放还需要更多激发基层的活力，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家不能“被开放推着走”，而是要“推着开放向前走”，地方要结合自身实际发挥更大积极性。

服务业将成开放重点

《21世纪》：如何理解“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魏建国：中国正在掀起以三“更”为特征的新一轮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在范围上，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加快与更多地区与国家商谈自贸区，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格局。

在领域上，开放将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农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全面开放格局，中国不断缩短负面清单，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动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开放。

同时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打造自贸区、自贸港等开放新高地。

《21世纪》：在开放领域上，哪些领域将成为重点？

魏建国：服务业将成为开放的一大重点，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这方面有很大潜力，比如此前设立外资银行存在较多障碍，中医院，美国FDA临床试验过的药品进入中国还要再次临床试验，养老健康、教育等方面也没有外资设立的机构。开放水平低，是入学难、看病贵、门槛高、服务差的重要原因。

制造业上，智能制造等高科技制造业正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与制造业快速结合，中国将支持外资参与“中国制造”所涉及的一系列高新制造业。

《21世纪》：外资方面，国务院在三年中已经连续发布了4个文件，外商投资法也在落地之中，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如此重视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魏建国：前些年有些声音认为，中国资本很充足，不再需要外资了，这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中国仍然需要外资，需要外资背后的技术、管理、供应链、品牌、营销渠道。

还有一些外资担心进入中国以后，能否与国内的国企、民企公平竞争，也有部分外资对美国关税等问题存在担忧，这一系列政策回应了他们的关切。

此外，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需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境外投资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跨过盈亏平衡点，可能前三年都是投入期，盈利要在四五年后，如今全球经济增长都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一定要给外资一个稳定的预期。

《21世纪》：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一系列制度，这会不会影响外资的积极性？

魏建国：我认为不会。首先，中国建立这些制度的初衷并非是针对外资的政策收紧。其次，很多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中国这些制度借鉴了很多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更重要的是，建立这些制度是营造公开、透明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对外资企业而言，在一些问题上明确画出红线比模模糊糊的表态要好得多。

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主要集中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经济安全等少数领域，但是如果没有清晰地界定这些边界，外资就会将中国的限制领域想象成无穷大。

未来，中国有望开放更多外资未曾进入过的领域，扩大开放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晰地告知对方中国的底线与红线在哪，这也让很多心存顾虑的外资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高培勇：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增长”，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面对国内外复杂局势，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年如何坚持稳字当头、保稳定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行力。

年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应该锁定什么主要目标？稳增长政策如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人们的需求内涵大大扩展

《21世纪》：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高培勇：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工作，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主攻方向。

高速增长阶段，人们主要解决吃饱穿暖这类物质需求。随着物质条件极大改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需求的内涵大大扩展，结构也在变化。人们不仅期盼吃好穿美，还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期盼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们的需求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各个领域。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适应这些变化，推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重点任务包括：

首先，物质文化产品供给要升级换代，还要着力于增加和优化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全环境等政策和制度产品供给，满足人们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责任，同时落实于政府和市场。

第三，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瞄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持续发力，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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