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步却万里逶迤，一段段，重拾热血时光。回望昨日光芒闪烁，鲜血浇灌山河，勇者之花成长。拾一朵花瓣炽热，纷飞蹁跹，芳香四野，遍满中华大地；捧一卷史册垂青，笔下生花，墨意纵情，传颂不朽荣耀。新时代，我们执笔拈花，绽放青春璀璨；新征程，我们沿革命脉络，继续学习“四史”，坚定前行。

一、新中国史学习内容

　　年9月21日至9月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29日，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9月30日下午三点，会议开始，先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的方法，一致通过已经协商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共人;然后，以无记名联记投票的方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检票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然后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会议主席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其他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会议举行了简单的闭幕式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工农业生产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革。这次为了加强对土地改革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从中央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了土改工作队。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从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 ，开赴朝鲜战场。 就此拉开序幕。经过近三年的搏杀，年7月27日，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中国展开，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年11月中国开始"三反"运动后揭露出来的第一大案。12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中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于年10月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为维护民族团结，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后，解放军开始进入西藏，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年，将农奴主的牲畜分给农民中央政府保护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为了改善西藏的交通状况，同时修筑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这两条公路建成通车后，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西藏，缓解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物资供应的困难，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西藏的社会经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有了很大发展。从年5月开始的中国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大陆范围内平息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年1月15日，乐松生向毛主席献报喜信。

　　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年到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增强了的团结。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

　　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共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年同年相比，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中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时期内，中共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简称，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对重大历史是非作了认真的清理。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中共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年9月召开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中共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在中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8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接着，中国共产党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发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党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问题。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经过谈判，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了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中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十三大以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艰难情况下，中国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从年到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

　　中国共产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中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与此同时，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中共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相继作出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

　　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中共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

　　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十四大的部署，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前达到了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新成就。

　　年达到多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原定年比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八五"期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5%;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进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

　　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了中国以后15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年7月1日，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英国王子查尔斯、首相布莱尔等出席仪式。

　　中国政府实现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完成祖国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五大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贯彻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定"十五"计划、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对中共的十五届以来的五年工作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总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改革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年春天中国遭遇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灾害。面对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的胜利。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防治非典工作取得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进行总结。

　　从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中央明确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当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央将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由此，农村税费改革由"减轻、规范、稳定"的目标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的税率，还选择了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和购置农机具的补贴。"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亿元。

　　年，又全面取消牧业税，同时加快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步伐，并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区自主进行免征农业税的试点。当年上半年，已有27个省区市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四个省市区中的多数县市免除了农业税。正式取消农业税，已是水到渠成。

　　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年9月，中共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在此基础上，年10月，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决定》着重从五个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工作部署: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

　　进入21世纪，中国再次作出决策，支持北京市申办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13亿中国人民又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举办奥运会的热切期望。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中国北京。年8月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北京成功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第十三届残奥会。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发挥举国体制作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强保障。

　　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到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张静羽（整理）

摘自人民网

二、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经济特区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总结了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宝贵经验，同时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广视野，明确了新形势下经济特区建设的根本要求，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为新时代经济特区再出发指明了前进方向。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顾经济特区创办的背景，梳理经济特区发展的过程，明确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地位，对于开创经济特区工作新局面，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篇章，无疑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经济特区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举

　　经济特区的创办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党和国家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美苏之间的大国争霸逐渐转为僵持局面，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和可能大大减小，争取和平与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意愿。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积极开展对外考察和交流活动。另一方面，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日益密切。为了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调整产业结构和开辟新兴市场的需要，这为我国加快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办法提供了良好契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为我国创办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走上正轨。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党中央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原有体制机制弊端而展开的，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既要明确症结所在，更要找准突破口。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改革开放只能由点及面，从局部开始，再逐步向全国推广。这是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宏观思路和战略考虑。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可以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试验区而展开的。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明确经济特区创办的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建立经济特区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特区创办过程的艰辛探索与开拓创新。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进程的生动缩影

　　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酝酿、提出到不断完善、提升的过程，既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缩影，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改革开放的路径和策略。

　　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上提出，希望中央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对中共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对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问题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在经过深入调研和认真考虑之后，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的问题。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

　　经济特区创办初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国民经济增长、对外出口贸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就，创造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等众多发展奇迹。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广东期间目睹经济特区发展成就后，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创办初期取得的成绩，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明确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由此开创了我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不断加剧，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社会上一度出现了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给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思想阻力。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深圳建设的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关于经济特区建设的质疑和诘难，为经济特区建设保驾护航。随着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经济特区建设进入“增创新优势”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围绕中央关于“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部署和要求，经济特区在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引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深入发展，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加速形成，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阶段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特区继续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在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对外开放、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经验，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特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生动缩影，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的付出和心血，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

　　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不仅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而且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的不断积累的过程。改革措施的出台需要一些地区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开路探路。经济特区充分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作出了积极探索，为推动全国层面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经济特区更要勇于担当责任，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先行先试，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也是对外经济交流最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经济特区大规模引进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仅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年2月，邓小平在考察经济特区后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概括。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的发展，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中的“窗口”作用必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深圳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从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从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从经济发展到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从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将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以雄辩的事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和蓬勃生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创造了伟大奇迹，积累了宝贵经验。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和新契机，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孙琦（整理）

摘自光明日报

三、遵义会议

　　背景：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不满，怀疑。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会议内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会议结果：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评价：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形成的革命传统、孕育的宝贵精神，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要继承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定人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用革命文化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李雪莹（整理)

摘自人民网

实习编辑｜汤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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