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和具体化。中国文化是否认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悠久的渊源和丰富的内涵，它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融合、会通，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因此，以“和合”思想为视角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和合”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文化基础

作为异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扎根发芽和结出硕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不仅仅是其自身科学性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和合”思想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被古代思想家奉为核心价值。“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精神上的会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一、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和合”包含着和谐、和善、和睦、合作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既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平衡、融合的状态，又指平和、和善、包容的人生境界，还指“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和合”思想主要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内容。

（一）宇宙观

宇宙观是指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不断地探索天地万物的奥秘。但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导致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也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的神创思维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全能的客体精神即神创造了世界万物。中国文化则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事物均是处于“和”而不是“同”的状态。因此，《周易》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都说明天地、男女是阴阳两极，有矛盾冲突，但天地万物各种异质元素可以通过氤氲、媾精等形式和合相生，而不是神创造万物。天地万物之间彼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平等、平衡的关系，不会破坏“以他平他”的和谐。老子最早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它包含着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宇宙之“和”，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表明宇宙是一个有序、和谐的生命体，其中不同的天、地、人构成了和谐的整体。“和实生物”的宇宙观衍生出胸襟宽阔、海纳百川的思维方式。

（二）人生观

人生观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其核心是如何看待个人发展同社会进步的关系。“和合”人生观是指人为实现个人价值所形成的与社会、自然、人际、国家和民族互动的关系。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人活着为什么？为名？为利？古代思想家对人为什么活着有着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这充分说明人不同于水火、草木和禽兽的价值，为天地间最为贵者。而“人生天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即人是天地的产物，应该禀受阴阳、五行的和气、秀气，克尽人道，笃行仁义，只有这样，方能体现自身的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价值中充分体现自我价值，真正达到两者和谐统一。《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人生“三不朽”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宋代大儒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此后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人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他人、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因此，“和合”人生观认为要实现个人价值，就必须积极地促进社会、人际、自然、国家、民族的和谐。

（三）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意义、价值的评价，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和合”价值观是指以“和合”、和谐作为评价事物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标准。商周时期，古人把“和”作为声音的相互应和以及诸多事物的汇聚，并把其作为处理世间万物各种关系的价值标准。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了尧治理的社会状态——天下百姓亲和、和睦，各邦国和雍共处。周公曾发布命令，要求天下百姓、家庭和睦相处，不和睦的就要受到处罚。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合成为各家各派的共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儒家提出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道家把“天人共和乐”作为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据。墨家则以“和合故能谐”作为化解父子兄弟之间矛盾的伦理标准。可见，“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的解决出路，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二、“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即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会贯通，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深层次文化精神会通的历史使然，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文化精神上的会通，取得传统文化优秀因子“和合”思想的认同，两者发生了“融合互动”。

（一）传统思维方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

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是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包含思维方法、思维习惯、思维定势等因素的思维程序和机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契合。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契合点”。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求真务实精神、传统哲学中“一两分合”的辩证思维、“知行之辨”的认识论、“理势合一”、“爱民重民”和“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有相容、相通之处，即两者相互融合的“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以及统一的传统。在先秦时代，《周易》既有唯物主义思想，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宋代以来，张载、王安石、王夫之等人将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结合得更为突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运用辩证法改造旧唯物主义以及概括当时自然科学成就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确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的文化土壤，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在我国伟大的实践中充分利用宝贵的民族资源，剔除其朴素性质和非科学因素，吸收其合理精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矛盾论及其解决方式是“和合”思想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1]这表明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的共存和转化，而“共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和谐。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三种解决方式，其中“共存”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和谐”。毛泽东区分了矛盾的斗争性和不同的解决方式，提出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解决形式。他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1]“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1]这里的非对抗性形式有着共存或者和谐的意蕴。

《矛盾论》中矛盾的解决途径有共存，也有融合。张载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和”是唯一的解决出路，也是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矛盾都以“和”为结果；一切归结为“和”，毋宁说属于价值观，而不是事实；况且，即使是“和”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斗争所产生的。尽管如此，“和”仍应成为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民族理性和进步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把同一性作为矛盾的根本性质，把和谐共存作为矛盾的根本的、主要的解决方式，在价值观上肯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与和谐共存。这正是在“和合”精神成为人类生存主导原则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补充和发展，使之成为和谐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大同社会历史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大同社会是古代思想家的理想社会形态或者人类社会的终极阶段。在大同社会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货尽其用，人人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关爱。马克思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科学的预测，“提倡社会和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可见，大同的社会历史观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有相似之处，都指明了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因为所有天才的设想都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人们只能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来证实这一无可辩驳的伟大真理。

三、“和合”导向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创新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吸收传统文化养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当前，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应该充分挖掘“和合”思想的资源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创新。

（一）生态文明的理念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4]生态文明的概念促使人们在与自然交往的实践中重新认识自然、生命、权利、义务和道德等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很多有益的理论资源。古代哲学有肯定天地万物的生命的普遍性概念，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和合的生命总像：“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条辞传》），“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传》）。《中庸》提出人应“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做到参赞天地之化育。所谓“尽物之性”，即让万物按照自身的性质发展，不伤害其固有的性质。唯有如此，人才能参与和帮助天地之化育，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能够与天地并立。孟子讲“仁民而爱物”，《周易·系辞传上》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张载讲“民胞物与”，都是这个意思。因为大地之性就是生养万物；尽大地之性，就是充分发挥它的生养作用。过度砍伐、荒漠化和污染等造成动植物无法生长，甚至死亡，恰是戕害了土地之性，妨碍其发挥生养万物的功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荀子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这种思想，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由此，张载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

人尽其性即人的自由发展，其限度是生态的可承受能力。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内涵中增加与自然和谐的因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频发的生态灾害和巨大的生态压力，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新思想。一是树立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理念。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5]二是突出生态文明的重要位置。习近平多次强调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一环，不可或缺。要多管齐下，实施综合治理，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三是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路。习近平根据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思路：“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提出终身追责制，越过生态红线，必受惩罚。”[5]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和合”思想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创新。

（二）以人为本的宗旨

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涵，一是以“人”为核心，即以人为价值核心与实践动力，二是重视“群体”的互动和谐。和谐社会包含人之间的和谐和社会的总体和谐等诸多方面。要做到人与人的和谐，应以肯定和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重视人的主体性，确保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把以人为本落实到人权的保障上面，这是以人为本的内涵。《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包含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承继了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华，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公平正义。习近平多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党的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习近平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劳动者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和保障”。[7]实现以人为本必须解决民生问题，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在为民办实事的过程中落实以人为本。为此，我们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切实可行且富有成效的政策和策略，努力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治理危害人民的腐败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冲破侵犯人民利益的藩篱；简政放权，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重视民生问题,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三）和谐世界的追求

爱好和平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一直奉行和平、和谐和合作的理念，始终以“以邻为伴”“以邻为善”“协和万邦”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庸》讲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易经》有“万国咸宁”之说。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有效地化解国家间的冲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表明了中国愿意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和而不同”提供了与各国、各地区和睦相处的原则。可见，传统“和合”思想要求多元化发展，追求天下和睦、世界大同。世界的多元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和重要动力，而和睦相处、和谐共处则是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汤因比指出，“要使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8]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谈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9]成中英说：“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和谐：个人的、社会的、世界的和谐”。[10]这都表明传统“和合”的价值取向已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家间、地区间关系的共识，这将有力地推动各国、各地区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共建美好的和谐世界。

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机遇和挑战并存，世界各国、各地区应秉承和平、合作和包容的理念，建设持久和平、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收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11]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2]习近平以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底蕴，倡导“多极多赢不独享”的理念，熟练地运用和发展了“和合”思想，提出了有关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为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和谐世界的建设又使“和合”思想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总之，以“和合”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构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会通的结果。作为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扎根并显示其科学的理论威力。而传统文化要想重获生命力，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克服自身的缺陷，实现其现代性的转换，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创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4]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N].中国经济时报，-09-28.

[5]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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