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

几年前搬家，书们被从架子上一一取下，捆扎，打包。

家中书架一直采取敞开式，沿墙顶天立地，不设背板亦无柜门，如此可节约一点空间。

一小段紧靠墙壁的书，书脊霉得一塌糊涂，或许那儿曾经泼倒过一杯茶水而不知。

发霉的书集中在一套名为“曼陀罗”的散文文丛，有十几本，小32开，封面灰白色，装帧寒素。这套书买了总有十年，竟从未一一翻阅。说起来，书架上没看的书岂独它们。如今既已霉味扑鼻，心下就想扔了算了。

一直像个老奶奶似的舍不得扔东西，那就从这套书开始练习吧……我蹲在地上，随手翻开其中的一本，想做一个最后的判断……刚刚看了几行，改蹲姿为正襟危坐了。

翻开的那篇文章是谈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因有人大代表提出恢复繁体字，这个话题近年正变得有点时髦，但作者写此文显然与此无关，因这套书出版于年。他对这个问题的识见，拿到时髦的今天依然显得卓越。文章博古通今，侃侃而谈，一篇读下来，除长不少知识更有惊艳之感——当今中国，谁有这般学问见解，又有这闲庭信步般清谈的气度，还有这么一手好文章？

脑子里电光火石冒出一名字：阿城。只有阿城有这本事。

赶紧到封面去看作者名，是一个一看即为笔名、没有见过的名字。

但是，从行文笔触判断，这本书绝不可能出于籍籍无名之辈。

试图从前言后记中寻找蛛丝马迹。前言只有林贤治先生的总序。后记出自作者之笔，温文，节制，深情。但关于生平毫无线索可攀附。

唯有从文章中觅到的只言片语，知作者目前长居国外，青年时代下过乡插过队。这两点亦都与阿城合。书中多数文字，并非谈论繁简字这一类，更多是夜深人静剖明心迹，内敛，安静，时有忧伤孤愤。

我知阿城为异人，他的两本书《闲话闲说》与《威尼斯手记》早已绝版，无数出版商想重做，他均不允，宁让它们绝迹。如此说来，做出此等隐姓埋名著书之事亦非他莫属了。 　　 　　

像一个侦探一样进行一番推理后，我颇自得地以为寻找到了答案。并为此再次迷上阿城，旋即到网上搜罗他的文字，重读《棋王》《孩子王》——真是炉火纯青之作啊。

能找到的阿城文字相当有限，而我竟意外发现他不肯以真名示人的作品；阿城给我印象是闲云野鹤般高蹈，这本书中的“阿城”，却是那么沉郁深情，至情至性——好像我偷窥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种感觉真是相当奇妙啊。

事实上呢，如上感慨均不成立，我是一个蹩脚的侦探——此书非阿城著，作者是一位诗人，早年即移居国外。

第二个故事

　　页，书脊厚度约0.8厘米，定价8元，一本绿色封皮的朴素小册子，年，我在凤凰台楼下凤凰书城四楼外国文学专柜发现了它。六本竖列在一起，依然谈不上任何阵仗，不起眼地瑟缩在一个角落。

先买了一本。看完后一气买了三本，分赠了妈妈和两位写作的朋友陈蔚文、鲁敏。动员亲密小朋友小羽买了一本。想着还留一本何苦让它落单，跑去把最后一本买来，心安了。

这个封面丑得让人无语，但还是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是俄裔美籍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他生活在苏联时代，是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与不合作者，被驱逐到美国。

全书十三章，每章写一位家人，每章都是一篇迹近完美的短篇小说，集合在“我们一家人”这一标题之下，组成一本薄薄的长篇小说。

看来作者偏爱这种结构方式，他的另一本书《手提箱》有类似结构，以手提箱统领，每一章叙述手提箱中一样物事，用事物串联起思绪、记忆、岁月……一个从俄国带到美国的手提箱变成五味杂陈的生活本身，一个会呼吸有生命的有机体。 　　 　　对了，作者还极度偏爱省略号。《我们一家人》是一本充满省略号的书。无论看多少遍，我都觉得意犹未尽。 　　 　　说一下我特别喜爱的段落吧，比如关于姨妈的故事。 　　 　　姨妈是位美人，一生中曾被热烈爱过。职业是出版社编辑，一辈子在为别人编书，接受过众多知名作家的感谢。当然，无论爱情还是谢意最后都什么也不是。晚年她读很多书，而她一死藏书立刻被卖光。姨妈纷繁热闹的一生，其实什么都没剩下。

　　姨妈去世前，曾给“我”念一首诗：

　生命已到中途　而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撼动大山　我可以在田野播种，在谷底浇灌　而生命早已过半…… 　　 　　“一位女诗人的诗。”姨妈笑了。我觉得是她自己写的。当然，词句粗浅。第一行就是引用了但丁的话。不过，它还是令我感动。 　　 　　生命已到中途而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撼动大山 　　　

作者随即写道：

姨妈错了。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更改错误已经不可能了…… 　　　

姨妈错了……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更改错误已经不可能了……这是振聋发聩的三句话，我无法形容其中的痛悔与绝望。而这种悔恨，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轮到品尝。

我想到我的妈妈，她曾说：“刚开始有一点懂得生活，想好好生活，就已经老了，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在电话线这头听着，在电流的嘶嘶声中保持沉默，因为知道这巨大伤感是无从安慰的。她在说一个事实。我唯一能做的是和她一起面对这个事实。面对，是最后的勇敢与尊严。 　　 　　我想到我自己，在许多时候并不曾好好生活。荒废过许多光阴。立下种种计划。还在为未来筹措。想要的生活似乎仍在远处等我。这一切会不会是姨妈般的错觉？我们永远以为生命尚在途中，而终点的来临并不事先张扬通告…… 　　 　　“姨妈错了……”我没有读过比这更沉痛的话。

第三个故事

有一年去浙江诸暨参加一个笔会，我、陈蔚文、庞培诸人（记得还有赵彦、陈东东、周美丽以及陪同的小娄）游了五泄，准备往千柱屋去。途中停下来吃饭。

吃饭的地点类似农家饭庄。进门一方正大庭院，四边有回廊，我们的饭桌就设在回廊靠大门处。特地拣了个位置，可以看到门外的柳树。五月的风蹿来蹿去，人不免气定神闲起来。

只有我们这一桌食客，大家等上菜，这当儿聊到读书。

我提起《我们一家人》。我以为没人知道它。

但是庞培作思索状，随即说：“啊，《我们一家人》，就是《手提箱》那个作者写的，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对不对……”

我惊喜：“就是他！”（像发现了一个重案犯。）

我：“从作者介绍中看到他还写过《手提箱》，一直想找来看却找不到，还以为国内没有翻译过来呢……”

庞培：“有译本的。我写过一篇《手提箱》的读后感，回头发给你。” 　　继续聊天。我自得地说到很可能发现了一本阿城的佚作——把整个过程详细叙述了一遍。

庞培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故事有点意思……”

我受宠若惊，因从没意识到这点小经历可以称为一个故事。

他接着说：“……是有这种情况，在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与一本书相遇。” 　　回南京后，我收到他发来的《读手提箱》，读完恍然大悟：原来《手提箱》亦是他的偶遇。 　　　读《手提箱》（节选） 　　 　　·庞培 　　雨是说下就下。有一次我就这样被困在书店里，买了这样一本名叫《手提箱》的书。

在雨中一个人可以买回来多少名字稀奇古怪的书嗬！但是我敢打赌没有比《手提箱》更古怪的书名的了。印象中这本薄得不起眼，装帧完全离谱的小说放在书店的夹层起码也有四年了。因为我曾分别把它邂逅相遇的左、右姐妹一次次买走。我在这一层架子上淘回过不少好书，惟独每次都只看一看它，拿在手上翻一下，鼻子闻闻，有几次甚至懒得伸手去碰它。我是书店的研究者，自信从不会有好书得以逃脱我的眼睛。可是俗话说：“人算算不过天算”。读者既便具有鹰隼般锐利的嗅觉，老天也常把他们的所谓聪明（智慧）化为粪土。这一次，在这一本名字并不讨喜的书上，我又犯了多么轻率的可爱毛病！

……这本薄薄了不起的小书放在这里，一直在耐心等待人们发现并进入它，每一次待我进来，清醒、傲慢、无聊、吃了酒……走近这一排架子，它都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直至前不久的这一场雨，使我感到我这一生是多么的矛盾和失败，并最终把它送到收银台，这真是了不起的我和《手提箱》或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之间可以相互额手称庆相贺喜的一天。我终于没有失足到底，给了在不容错失的好书上一个挽救自己的机遇。

我在雨中把它挟回家，只读了前二十分钟不到就惊喜莫名，拍案大叫起来。人们是如何称赞这样的称心快事的呢？书和读者，互相视若知己。成语说“视如己出”，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吧。我简直。难以。但又。恐怕。不得不。无法。因为在美丽的事物（造物）面前，人类的语言总是不够。

“真正的书读我们。”世上的人只知道海明威，有谁知道（像一星期前的我）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文革”时，中国人发明了一种说法：“一小撮”，这真是绝妙的说法。世上的人只知道海明威，但有少量的（迹近于一小撮）人还顺带知道《骑兵军》作者巴别尔，但又有谁（我再说一遍！）知道这之外还另有一个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我提海明威，《手提箱》的作者定要骂我，甚至不屑（这我心知肚明）。但我确实在他这里，读到了跟海明威一样好的简洁、犀利，一样硬的男性风格，但却更简洁和更犀利，并且，重要的是：更加的美妙！

作者跟布罗茨基是好友，一样蹲过苏联的监狱，一样被驱逐出境，但却英年早逝。《手提箱》中译本第3页，他说：“我看着空箱子，布罗茨基在上，卡尔·马克思在下，而位于其间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生活，珍贵无比而又绝无仅有的生活。”

教育不仅教给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打开他们的心智。我希望通过写作教会孩子们开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欢迎来到章红写作课堂，搜索公众iting，或长按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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