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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上）

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畅想-03-16

夏明方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上）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明方

大约年前，梁任公以其“发聋振聩”的“神来之笔”发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第一声角号”，从此打破数千年来几于“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的“旧史学”，而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这一新天地，一方面展现出中国史学的“民主化”潮流，并从过往的政治史、军事史转向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另一方面又处处揭橥科学化的大旗，相继以“进化论”、唯物论或辩证法为指导，将中国史学从所谓“天人合一”的神道史观中剥离出来，专一探讨人间社会的芸芸众生，当可称之为中国史学的“脱魅化”。不过，在梁任公看来，宇宙间的现象或“事物之变化”，不外“循环”与“进化”两种，前者如四时变迁、天体运行，出自“天然界”，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可以推算”、“可以试验”，属于研究“空间之现象”的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天然学”的范围；后者则为“历史界”，“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以其“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自当归入“研究时间之现象”的“历史学”的范围。梁还进一步指出，尽管“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故而“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但是人是“进化之极则”，“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故而狭义的历史，“惟以人类为之界”；何况即便是“人类之事实”，也“不能尽纳诸历史”，因为“不过一种之动物”的人类，“其一生一死，固不免于循环；即其日用饮食，言论行事，亦不过大略相等，而无进化之可言”，“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故所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于是，一种原本将人类纳入自然界之“生长”、“演变”与“发展”过程之中的达尔文的生态学思想，在被梁启超引入以“人群”组成的社会之后，又将人类归属的自然界摒弃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中国史学在超越了旧史学“帝王将相”的藩篱之后，又被框定在人类社会的领域之内，而与所谓“自然”分道扬镳。此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介入，固然将人类的“日用饮食”纳入其研究范围之中，进而视其为社会演进的物质基础，但是所谓的自然界，在当时的历史叙述中，总体而言，还只是被当做人类活动的舞台与背景，隐没在历史的活剧之后。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长期被遮蔽的非人类的自然界力量，终于在中国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大潮中愈益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也迅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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