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到年，正当解放战争的火焰燃遍了祖国大地的时候，我考上了北大。从先修班到大二，足足渡过了整整两年时光。

两年时光不比一张纸厚，也不过在历史的浓云中撑开一条小缝隙。可就在这两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我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推动下，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的青年，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进入了一生的拐点。

年秋天，我到北平，学校还未开学，寄住在高中同学家里。我上高中时喜欢天文学，读了好些书，可数学老不及格，只好放弃学天文的志愿，改为搞天文学史。考北大我报考了历史，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大学还没有进，已经设想把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中国天文初期史》。乍到北平，更是如饥似渴地去书店搜罗有关的书，跑遍了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和旧书店，一无所获。到是在东安市场旧书店发现了日本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研究》，道林纸精装一厚册，沈璿译，中华学艺社出版。有英文本的莫尔顿的《天文初阶》（IntroductionofAstronomy），真是如获至宝。还有中国天文学家张钰哲的科普文集《宇宙丛谈》，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道林纸印，有彩图，真是高兴极了，价钱也不算贵，比我抗战时在重庆辛苦搜罗来的土纸本书，相去何可以道理计。

那时正是国共开始大打的时候，再加上美国驻军横行霸道，暴行迭出，北平气氛紧张得很。六部口斜对面的一栋邮电局楼里好象办有一个中外出版社，一楼卖点进步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被禁的《北平解放报》的馆址。可没几天中外出版社也被特务捣毁了。西长安街一带就只剩下西单路口南面的世界日报社和再南边一些的傅作义系的平民日报社，还在那里矗立着。而南河沿路口的翠明庄，那里是军统特务接收了的励志社的所在地，又给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宿舍。每当路过那里，总觉得来往于门里门外的人中难免有特务觊觎，心中不免惴然，紧张一番。

这年的十二月初，北大先修班开学了。地点在宣武门内的国会街四院。那里原是北洋政府的国会众议院的会所。年国民党北伐结束，李石曾主管大学，学法国的模式，把北平改为大学区，统一了过去北京的几所国立大学，统称国立北平大学。国会街国会旧址成了北平大学的法学院。日伪时期，那里是伪新民会培训干部的新民学院。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回到了北京，接收过来，顺理成章。沙滩红楼的一院（文法学院），松公府的二院（理学院），北河沿的三院（宿舍）之外，国会街的楼舍称为四院。顺国会街往西还有一个第五院，是原北洋国会参议院旧址，那时是北大印刷厂和教师宿舍。解放以后，北大四院成了新华社址，老的国会会场和图书馆，还有教室楼的工字楼，宿舍的口字楼，会场后的园楼，会场东边的两座以仁义礼智四字为号的二层男生宿舍，以及学生饭厅，还保留着，只是各楼经过了装修改建，过去格局还保留着，面目尚依稀可见。

图书馆是单独一栋房子，阅览室有一二百平方米，从房顶上两侧采光，是西方建筑的所谓伯西利卡式，里面摆了几排较宽大的阅览桌，桌面中间隆起以便搁书，还有绿色的台灯。藏书不算少，大约有几万册的样子，大多盖有北平大学的图章。有卡片柜，检索目录和借书都很方便。在久处抗战后方的我们看起来已经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

一个初雪的晴天，我们三个原来高中的同学搬进了仁字楼十一号宿舍，六人一室，随即被新来的同学住满，从此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原来有一个小小的社团，叫文拓社，这时也扩大了队伍，恢复了活动。主要是出壁报“文拓”，还有请教授讲演，办唱片音乐欣赏会，颇为热闹。这期间也有一些读书活动，那时每晚读书做笔记，熬夜要到一二点钟才睡，时不时要做个报告，轮流讲讲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得我那时候作的一个报告题目是《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正好那时在旧书店买到一部伍建光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反复看了多次，连带上传记作家斯特拉彻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路德维奇的《俾斯麦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心有所感，准备了一段时间就开讲了，至于讲了什么，已经全然记不得了。

那时我们几个人热衷于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看了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郭沫若译歌德的《浮士德》。更多的是俄国文学作品，学生里流行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时常留在口头，尼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被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卡那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高尔基的《克里萨姆金的一生》，还有《希腊的神与英雄》，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郑振铎翻译的《希腊神话爱情故事》。这些文学作品向我揭示了外国社会的黑暗、人情的险恶，也昭示了纯洁崇高的爱情、温暖的人性，激发了我对光明前途的憧憬和理想的追求。我们的口头禅是莎士比亚的“罪恶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浮士德的“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但青春也有世俗的一面。有一小段时间，我们轮流看一些租来的武侠小说，有《十二金钱镖》、《鹰爪王》、《蜀山剑侠传》等。但那只是一阵子，不久，热情就消退了。还到旧书店里买了一套三十年代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是一部杂志式的书，每月一册，一年十二册，以后就改出单行本了。我买的那套书是纸面精装，已经重新装过，黄布封面，毛笔字魏碑体书脊，看来还整齐。那些刊载的作品，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中国的有王维诗集、元杂剧，笔记小说，《剪灯新话》、《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外国的有《简爱》、《冰岛渔夫》、《死魂灵》、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琐罗亚斯德如是说》等等。多是闻所未闻，受用不浅。这套书存至年，因为缺钱，把它卖了60元，回想起来，还是依依不舍。

当时还努力地读了一些时事政局和社会科学书籍。那时很关心时局政局，国民党办的报纸通篇谎言不大理会，只对上海的苏商《时代日报》有兴趣，那是一份以苏联领事馆名义办的四开小报，报道国共战局颇为详实，消息可靠，评论公正，字里行间也暗示了国共之争谁是谁非。最初是由同学在沙滩民主广场墙上以壁报形式摘录，每期一出，观者如堵，后来干脆把原报张贴在墙上，我们就成了那堵墙边的常客了。再有就是香港出的中共的刊物《群众》，当时为避邮检用字典纸印，薄薄几页，没有刊名，没有刊期，不知其所由来，只是在同学之间偷偷传阅。我很欣赏署名“乔木”的文章，后来才知道那是乔冠华的笔名，也知道还有另一个乔木，那就是解放区的胡乔木了。

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看了不少，当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书。这类书的来源有五个，第一个是在书店书摊上买，国民党禁令很严，在六部口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里还是能买到，那是一些延安翻译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哲学著作，象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译），哲学选辑（艾思奇等译），狄慈根《辩证法的逻辑》、《反杜林论》（吴黎平译），苏联哲学论文集四册（署名高烈译），据说是秦邦宪等人）还有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当时没有出齐，好象只出了第一册。这些书是躲开了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

第二个途径是在学校沙滩的传达室或者红楼的传达室和学生办的孑民图书馆里出售的书。

第三个途径是从四院图书馆借那里三十年代出的书，我借到的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还有郭沫若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第四个途径是在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旧书摊里淘，那也是三十年代的书。记得有神州国光社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文集四大本，长久摆在书架上，看来是长期滞销了。

第五个途径是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记得的有王敬宜（宋柏）给我的一本小册子，封面是什么记不清楚了，里面是《新民主主义论》。看了一遍还给了他，没有说什么，大概有失他的期望吧，以后也不再传递给我什么了。另外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方生未死之间》，讲国共斗争形势的，这倒让我看出了中国的前途，也让我去思考自己的前途。还有本小书大概叫《山那边》吧，是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借用了一个歌唱解放区的歌词：“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收的谷子堆满仓”，那也给了我们不少憧憬。另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知通过什么途经见到了，那是认真地读了一遍。此外，同学高元宏（现名高放）手里拿过一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我要来翻一下，那是苏联莫斯科外文翻译局翻译出版的，布面精装一厚册，里面讲斯大林创造列宁主义，为反托洛斯基写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书。只有高放这样的同学才有兴趣有毅力去读，我是无力问津的，只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贪残腐败，也参加了学生运动和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感性也理性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时除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价值观），逐步地引导我将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年秋季，先修班结业，我进入了北大史学系一年级，上课地点仍在北大四院工字楼，宿舍也仍在仁字楼十一号，室友仍是六个，调换了几个，其中有杜翼全（后改名杜攻，已故）、林道茂（现名杜光）。

又进入一个学习的新天地，我开始热衷于历史的学习，原先喜好的天文学已经渐渐地淡化或者已边缘化了。

那时北大史学系一共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号称四十人，在文学院里可称实力雄厚。教师阵营也很整齐，名册中共十二人，计有教授八位、副教授一位、助教三位。邓广铭先生在课堂上说过：“史学系是北大的马奇诺防线”，我们也以此为荣。见到一些出名的高班学生象漆侠和张守常（他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如《曹子建某诗作于建安四年非三年辩》，及《某诗作于建安五年非四年辩》之类），令我这样的“新毛头”freshman称羡不已。

那时读书主要是结合上课，以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提到的论著一本本一篇篇找来看。北大史学系那时进行了课程改革，大一不再教一年的中国通史，而是改成中国历史上两年，外国历史上一年，第二年起再选断代史和专史，教学内容丰富起来了。

第一学期上上古－先秦史，老师是张政烺先生。张先生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晓，上课内容非常丰富，随口一讲，就是史学界的重要成果。我除了悉心听课，几乎逐字逐句地把他讲的内容全记下来，课下再整理或核对笔记，还到处找他提到的书籍、论文，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甲骨文、金文论述，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文集》上的董作宾的《甲骨断代释例》，和考古所集刊第一到四册的论文都看了一遍，还读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和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于中国远古的部落集团，无论是东西方的夷、夏，还是河洛、海岱、江汉三个民族集团，还是炎黄、风偃、苗蛮集团，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记忆。又对王国维的《释史》发生了兴趣，也把《蔡元培六十五岁庆祝文集》中丁山的《释中史》读了几遍，兴致上来，也试着写了一篇“述史”，把已有著录的甲骨文金文全抄了一遍，写了万把字，连丁福保的《金文大辞典》的“史”字都用上了，真是兴致盎然。但归根到底也没有弄清楚“史”字到底是什么，收不了摊了。

第二学期是余逊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我用同张先生课一样的劲头和精力去听他的课，顾颉刚的《汉代州制考》对我印象至深。那时又在《大学》杂志上看到翦伯赞写的东晋北朝的坞屯壁垒论文，他认为那是农民起义的据点。我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地主武装，为此又起意要写篇文章。跑到北平图书馆阅览室查遍了开明版的二十五史，抄了不少材料，自然也是没有成篇，不了了之，连草稿也没有留下来。

这一年我也







































白癜风吃什么药最好
白癜风治疗去哪里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wyszentea.com/jbgl/1218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