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的一次“垃圾焚烧”沙龙中，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忍不住询问：“大家都是企业领导了，从业至少5年以上，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你们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受影响？”

“老郭，你看，是你的身体比我们棒，还是我们比你棒？”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特别助理杨仕桥笑着反问。

日前在发电分会主办、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南方测试中心承办的二噁英专题研讨会上，面对数百位参会者，郭云高分享了几年前自己经历的上述一幕。郭云高当初的顾虑并非多余。自年北京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遭遇抵制以来，“挺烧”和“反烧”的争论在中国已持续了10年，如今仍在发酵。

面对令人尴尬的现实，垃圾焚烧业界似乎有些“波澜不惊”。不过，一位垃圾焚烧发电厂老总曾坦陈，对于入行垃圾焚烧业，其实“挺后悔”。

“日本的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房价不降反升”

关于谈“烧”色变，起初，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有些不太理解。

早年，王琪曾到日本参观过一些垃圾焚烧厂，他发现“一些焚烧厂周边，房价不降反升”。一打听才知道，很多焚烧厂“建得跟公园似的”，周边配套设施非常齐全，房价也就跟着上涨。由此，日本垃圾焚烧厂也有了“GreenPark”（绿公园）之称。

与日本民众的态度不同，国内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恐惧主要源于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因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二噁英名声大噪，则与年比利时的“污染鸡”事件相关：向动物饲料厂家提供原料的比利时福格拉公司在废油桶中装入家畜肥油和废植物油，因这些废油罐中含有“pyralene”（一种多氯联苯的商品名），饲料生产过程中对动物油、植物油及桶中残留的多氯联苯混合并进行加热，从而导致鸡饲料中二噁英严重污染，给比利时造成约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二噁英“世纪之毒”的说法渐渐流传。

“对二噁英过分恐惧或过分轻视其危害都是片面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郑明辉称。

欧盟环境部门曾有一份报告，伦敦庆祝新年时燃放了四五分钟的烟花，这些烟花排放的二噁英总量，相当于伦敦南部一个日处理垃圾吨的垃圾焚烧厂工作年所排放的二噁英总量。

事实上，从排放来源来说，二噁英也不是垃圾焚烧的“专利”。根据有关研究，人体内的二噁英类90%来自食品，来源于空气、土壤的不超过5%。其中，来源于鱼类（包括深海鱼）的二噁英比例最高（44%），来源于家畜的次之（19%），来源于家禽的再次之（12%）。“国际上对人体内二噁英含量有累积型的量化标准，每月每千克人体摄入的二噁英在70皮克（1纳克=0皮克），为允许摄入量标准。”郑明辉介绍。

在研究了二噁英22年的郑明辉看来，垃圾焚烧发电厂对自然界二噁英的贡献量微乎其微，“科学认知而不是妖魔化垃圾焚烧，很重要”，尽管这很难。

中节能成都祥福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苏志刚记得，有一次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厂参观，一下车，学生们每人一副口罩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想象着垃圾堆的味道该有多难闻呀！直至深入参观，学生们才放心地摘了口罩。

“有时对公众解释越多，人家越觉得你有问题”

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江西赣州……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一闹就停”，垃圾焚烧已从单纯的环境问题演变为城市治理新的公共危机。

事实上，“经过40多年的研究，科学家对垃圾焚烧过程中二噁英生成机理的认识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废弃物焚烧炉的改进以及更先进的污控装置的安装，二噁英的控制技术已相当完善”。郑明辉向记者强调。

然而，现实并不乐观。在一些企业看来，有时候它们是在“背黑锅”。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昆明鑫兴泽周边的监狱里，突然有犯人晕倒，各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垃圾焚烧厂导致的。“当时很紧张，政府领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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